中国散伙人:合伙到散伙仅仅是一步之遥

俞敏洪、徐小平、王强

30多年民企发展路，他们的经历就如电影主角般跌宕起伏，这就是现实版“中国式合伙人”的离合春秋。

“天下无不散之宴席”，聚散离合似乎也是创业与人生常态。

5 月 18 日下午，百度宣布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陆奇由于个人和家庭原因，无法继续全职在北京工作，将从 7 月起不再担任总裁及首席运营官，但仍将继续担任集团公司副董事长。百度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高层大换血后，“变革者”陆奇最终交还了权力大棒，李彦宏或重回一线执掌百度，而也正好呼应了李彦宏没有合伙人的传闻。

4月27日，雷军发内部信，对小米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：联合创始人周光平和黄江吉辞去公司职务。小米最初的“八大金刚”还剩下了林斌、雷军、黎万强、刘德、王川、洪锋等6人。两人的离开，雷军举行了欢送会，黄江吉也在微博上盛赞雷军：“最有情有义的老大雷军。”

创始人与合伙人的合作关系一向微妙而脆弱。早在2013年上半年，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的经典台词“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”一时引发无数共鸣，人们感动于“新梦想”三位创始人创业初期的肝胆相照，也扼腕于财富膨胀后三人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利益纠葛。导演陈可辛事后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：往后拍下去，必将散伙。

而“合伙人”变“散伙人”的事情，在中国大地上几乎还在天天上演。30多年民企发展路，他们的经历就如电影主角般跌宕起伏，这就是现实版“中国式合伙人”的离合春秋。

中国式合伙的终局是散伙？

如果一开始就用王强、徐小平，新东方可能很快会死掉

正如《中国合伙人》所描述的那样：三位好友一起创业，最后把公司送到国外上市。现实中的俞敏洪和王强、徐小平也一起把新东方送进了纽约证券交易所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现实中的新东方三驾马车最终各走各的路，王强和徐小平离开新东方并创立真格基金，成为业界著名的天使投资人。而俞敏洪则“被锁在新东方做一名职业经理人”——真实上演了现实版的“中国散伙人”的故事。

尽管俞敏洪说《中国合伙人》的诞生和他“基本上没有关系”“电影中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差了很远”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把两者联想到一起。

如此一来，这部电影反而具备了反讽的意味，因为“散伙”才是当下中国企业家里每天都上演的剧目。而新东方合伙人散伙，事实上说明了对公司管理混乱，这和合伙时没有设定具体的管理制度有非常大的关系。

而俞敏洪在他的《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》这本书中反思当年徐小平、王强离开新东方的这段历史时，他自曝，“我将徐小平请出了董事会，因为曹操比刘备更适合当合伙人，杀功臣才是好皇帝！”

不同时期、不同发展阶段，用不同的人。他提到，不同时代就要做相应的改变，新东方初期借助家族经营的力量做大，所以从一开始没有请王强、徐小平回国帮忙。随着公司发展壮大，家族成员变成新东方的发展障碍时，俞敏洪开始引进外来人才，成功将新东方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。

正如俞敏洪所言，真正的企业合伙人关系比电影复杂。

1994年联想集团创始元老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事件尤其具有代表性。

联想走到第十年，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走到决裂边缘。“赢家”柳传志面对被媒体戏称的“企业家和科学家”之战时，曾无限伤感：，他绝不罢手”。柳传志口中的“他”指的是倪光南，后者是曾主持开发联想汉字系统的集团总工程师。

倪光南是技术派，柳传志是销售派。由于在研发路线上产生意见分歧，倪光南与柳传志渐生不和。倪光南对标英特尔“芯片”技术，希望全力开展“中国芯”工程，却被柳传志当场泼冷水：“有高科技产品，不一定能卖得出去，只有卖出去，才有钱”。在当时的柳传志看来，联想的实力无法匹配“中国芯”工程的需求，出于工业基础、技术储备、资本实力等方面的欠缺，中国公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国际电脑行业格局。

倪柳关系迅速恶化，，内容从个人作风发展至严重经济问题，两人交恶遂全面曝光。

，“没有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”。至此，胜负似乎已浮出水面。

1995年6月30日，200名联想干部被召至六层会议室。据说，会议之前就得知倪光南会“出局”的柳传志当众掩面而泣，掏出手绢来擦泪，令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。倪光南则无动于衷，后来他称柳传志“流泪只是表演”。倪光南离开后，联想逐渐缩减过去包括程控交换机、打印机等方向繁多的技术研发，转向了个人PC制造。在倪光南离开的第10年，联想用5亿美元完成了对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；2013年，联想电脑销售量升居世界第一；2014年联想完成对摩托罗拉移动的收购。

不过“倪柳之争”有三点值得思考：第一，分歧发生在联想进入发展瓶颈期，当时联想汉卡产品江河日下，面临转型，一个想进攻，一个想防守，无谓对错，通向罗马的路不只一条；第二，从结果看，、联想内部高层均力挺柳传志，侧面说明股东不愿冒险“烧钱”，这种情况，放到今天，恐怕是另一番景象。第三，如果被踢出局的是柳传志，联想还会是今天的联想吗？

结语：“散伙”是必然的怪圈?

成功者多有相似，而散伙者各有各的不同。

从新东方三大佬，到万通六兄弟，再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，真功夫内斗、国美之争等，不合理的股权设置、利益分配不平衡、合伙人角色转变、理念冲突等，都可能是中国式散伙的一些关键词。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从“合伙人”到“散伙人”的故事，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特点，那就是利益总是与感情纠葛在一起。

要跳出中国“合伙人”怪圈，北京企业研究所所长贺阳认为，关键还是要企业实行股权化，共同创业之时，股份、贡献与利益分享，实现深度捆绑。合伙人制度使西方的投资银行在100多年中得以将才能最优秀也是流动性最高的业内精英集结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、稳定而有效的管理架构，并先后产生了诸如摩根、美林、高盛等优秀的投资银行。西方经营一二百年的合伙人机制，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有借鉴意义。

俞敏洪曾深有感触，找合伙人比找老婆还要难，但找到了合伙人，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，合伙人不是找的，是碰的。

对于合伙人来说，有时候，从合伙到散伙仅仅是一步之遥，如何做，不仅体现各自的经验和智慧，更体现其视野和格局。

当然，合伙人组合，最考验的还是人性。饱受合伙人散伙之苦的史玉柱，曾深有体会地说：“合伙人制是一个民主试验。”